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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12月28日，莫宗江(左)与陈明达(右)在调查渠县赵家村西无名阙
阙这种建筑形式，实际上从商周开始就出现在文献中，《诗经》里写“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”，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里面，商鞅“大筑冀阙，营如鲁卫”。阙最初只是瞭望、守卫的木楼，在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，城阙和宫室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统治阶级的政权。
汉代的城市大多筑有城阙。西汉初期贵族府第开始使用宅阙，建在府第出入口两侧，以显示其地位和身份，并作为大门的标志。到了西汉晚期，为了祭祀的需要，也为了表示对神的敬重，人们仿造皇宫宫阙的形式将其缩小修建于祠庙入口两侧，这就出现了祠庙阙。 墓前建阙的制度也起于西汉，这一时期盛行厚葬之风，希望死者能到达天国享受美好生活，但天国什么样不得而知，人们只能将天国生活想象为皇宫生活，于是在墓前的神道两侧建阙，便出现了墓阙。
墓阙制度在西汉时只限于帝王陵墓享有，至东汉盛行时，才有县令、太守等收入2000石以上的官吏可在墓前建阙，并根据墓主身份，分别修建单出阙、二出阙、三出阙，出阙数越多，地位越高。而县令、太守以下的官员墓葬，虽然未可建阙，却将阙的形象或制成明器，或刻在画像砖、画像石棺上，以凸显墓阙是通天之门。
汉阙仿木构结构空隙上出现的种类繁多的汉代画像内容。最典型的车骑出行图、献俘图、献礼图和舞乐百戏图，都是反映墓主生前社会地位和仕宦生活的题材，比如车骑出行图会刻画车前骑从“伍佰八人”，是严格按照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中记载的汉代礼仪制度设计的。汉夷混合还表现在，四川汉阙上除了仕宦生活画像外，还刻有大量具有地域性特征的《山海经》神话传说，比如西王母、日月神、九尾狐、三足乌等，一些学者由此认为，汉阙上的神话画像其实代表的是人死后看到的，并以此推断舞乐百戏图其实也是天国景象，而车骑出行图则描绘的是送葬的过程。渠县依渠江而建，分为老城和新区，穿过城区，继续往北，到达渠县30公里外的土溪镇，这里才是渠县汉阙主要集中地。渠县共六处汉阙：蒲家湾无铭阙、沈府君阙、王家坪无铭阙、冯焕阙、赵家村西阙、赵家村东阙。其中沈府君阙是全国仅存的双阙，而冯焕阙特别之处是以45度的斜枋向外伸出代替角神。
并且相比其他阙，冯焕阙最为朴素，本分地还原木结构的石阙，椽子、斗拱、枋、立柱，每一层都老老实实地连接在一起，给人一种高大的纪念性建筑才有的殷实感。 当土溪镇旁的城坝遗址被发掘，出土了带有“宕渠”两字的瓦当，直接证实了宕渠县治所就在这里。按照历史记载，早在新石器时期，这里便有了人类活动。
殷商时期賨人在城坝建立了賨国都城;秦灭巴蜀后这里被纳入秦的版图，设立宕渠县;到了汉代时，这里已经发展成为整个川东的政治文化中心，管辖范围达5万平方公里，涵盖达州、巴中、云山、大竹、广安、南充等地;直到552年县城才从土溪搬到了渠县。
城坝遗址由于时期稍晚，更能展现巴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，出土的文物包括竹简、竹编、青铜器，乃至专门冶铁的区域。按照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宕渠在当时甚至有专门负责冶铁的“铁官”，足以说明此城的规模，以及手工业和工业的发达程度。 而与城坝遗址隔河相望的六座汉阙，显然在汉代就相当于城市郊区的高档墓葬区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汉阙如此之多。此外宕渠县在东汉还被称为“太守之乡”，这里走出过很多太守，芦山樊敏阙的墓主樊敏也在这里做过官。学者们通过研究得知，樊敏曾在东汉的边境新郡——永昌郡任永昌长史，还担任过宕渠县令。 东汉崇尚厚葬，但在三国时期，随着战争带来的持续冲击，大量墓葬被盗掘，百姓逃亡，家族流散，与此同时佛教进入中国，对注重厚葬的儒家传统带来了冲击。魏国首先革除厚葬积习，曹操是薄葬的重要倡导者，由此丧葬重心从地下转为地上，人们开始更加注重服丧。西晋统一蜀汉后，司马炎下诏书反对厚葬、取缔墓阙，由此汉阙的传统在两晋时期终止，直到南朝刘宋和萧梁时期才开始恢复在都城建立城阙和宫阙，此后，唯帝王陵才有墓阙，汉代的墓阙传统就此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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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2-9-26 15:40: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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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2-9-26 20:56:46
